• 中企出海有三大优势：强大的制造能力、个别领域先进的商业模式和独特的企业家精神。
黄渊普也认为中国原有的价值观和管理文化缺乏国际普适性，要求别人适应这些管理文化，是很有挑战的。“世界上很少有国家能像中国一样，把老板看作绝对的权威。这种自上而下的等级文化和管理风格，如何与全球磨合会是一个挑战。”
上海禧壶（上海）实业有限公司在墨西哥展开电商业务，总经理范宇也有类似观察：“可能国外一个互联网行业从业者的互联网思维，比不上国内一个不做互联网的互联网思维”。他说，中国的跨境电商模式在拉美是“降维打击”，尤其是第一波“吃螃蟹”的电商，靠着国内的“基本操作”在拉美获得了巨大的利润。
当然，中国企业出海也面临一些挑战，例如文化和法律差异，国际化管理的复杂性和高风险性，进行品牌声誉维护和取得消费者信任难度较高。未来，出海企业要避免简单复制国内模式，充分考虑当地政治、文化和法律环境；关注长远战略而非短期扩张；增强内部能力，如品牌建设、市场分析、财务和物流管理；进行全面的市场研究和战略规划以形成有效的海外布局；培养和吸引国际化人才，提升全球运营能力；加强法律和监管风险的管理等。
其次，在这个外部环境下，国内太“卷”，“不出海就出局”。汤哲辉认为，国内企业竞争加剧，盈利水平下降，发展遇到瓶颈，不少企业出于“无奈”出海，寻求新发展空间。以出海热门行业医药和游戏为例，一位创新药企高管告诉澎湃研究所研究员：“国内太卷，卷到最后大家都没有多少利润，或者很难做”。上海翼投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莫夏芸深耕游戏行业，她认为现在如果一个游戏企业，没有把海外市场作为发展战略之一，那它很大概率是活不下去的。基于以上的营商压力，也让出海成为企业的生存策略。 here
刘洋感同身受，当他空降到东南亚办公室的时候，同时面对着高管同事和当地员工的不信任和对电商模式理解的不一致。当地员工看重中国老板是否有西方的教育背景和国际工作经验，能否使用英语办公，是否对当地有足够的了解和尊重，以及能否以足够让人接受的方式进行沟通。如果中国老板做不到这几点，“当地员工会不服管，要么逼你走，要么他就辞职”。
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后，出海人还要面对复杂的管理问题。汤哲辉认为，伴随企业海外落地成长，管理问题也会慢慢凸显。中国企业缺乏国际化管理人才。而这类人在企业成长过程中，能有效防范重大风险，是保障企业国际化发展战略实现的关键因素之一。
第四，中国政府实施了多元化和多样化的政策措施，支持企业出海，例如简化出口手续，降低出口成本，提高出口效率；为出海企业提供税收减免或退税政策，减轻企业负担等。这些措施旨在促进贸易增长并构建优质的出海生态系统。
再次，出海背后的主导因素，也发生了转移。罗兰贝格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全球合伙人兼大中华区副总裁江浩则提出，十年前的出海浪潮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国企、央企为主，这些项目从经济角度讲是在扩大南南合作（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技术合作）和中国产能的输出，但也有区域政治方面的考量。而现在的出海浪潮更多是市场行为，是企业基于经营情况做出的战略决策。
例如，中国新能源车出口量已居全球第一，一方面，中国制造成本优势，产品品类齐全，物美价廉；另一方面，中国在应用程序方面也有优势，这与中国应用场景丰富，发展数字经济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密不可分。
上述“出海人”凭借在跨国领域多年摸爬滚打的经验，从不同角度发表了对本次“新出海潮”的认识。
正当他准备在振动利用工程的领域里作一番事业时，中国大地又开展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由于闻邦椿潜心钻研业务，再加上家庭出身是地主，所以，几乎每次运动，他都要受到批判，“罪名”是“白专道路”。
传统模式下，西方国家将尖端技术引入中国，在中国完成制造后再将产品销售至发达国家。而当前的新模式则是由中国主导，将技术和生产能力直接输送至东南亚，以更好地服务当地消费市场。中国和东南亚可以借助日本和欧盟的经验，即深化人员数据资本的联通，打造更加紧密的创新共同体，发挥规模优势。在供给侧层面，中国与东南亚可以利用互补的规模优势来深化合作关系。双方在资源、技术、资金等多个领域已实现协同，构建了一个创新的闭环系统。在需求侧层面，中国与东南亚的消费市场不仅规模巨大，而且需求层次丰富，为创新产品的商业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无限机遇。
总结中国企业出海的优势，至少有三点：制造能力、商业模式和企业家精神。
第三，民营企业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扮演着主要角色。它们的迅速成长为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注入活力，也提升了中国品牌在全球舞台上的影响力。